中科白癜风公益活动 http://m.39.net/pf/a_4892467.html配图为《广西省图》
中国古代的地图称作舆图，舆图与方志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舆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舆图，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本文只涉足清代方志，主要分析舆图在清代方志中的状况、清代方志中舆图绘制特点、舆图在方志中的功用及其自身的资料价值等方面问题。清代方志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笔者所涉猎的只是沧海一粟。因此，从查阅的这些文献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失于全面和准确，还望专家不吝指正。
一、方志舆图的采用状况
1.清代方志中舆图的数量
自东汉至两宋，图经是方志文献存在的主要形式。图经是一种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志书体裁，一般是一图一经的体例，［1］（P29）经为图设。图志与其类似，可视为同类。从图经这个性质来看，其中舆图的数量应该是不少的，至少在中所占比重不小。从图经发展历史来看也应如此，图经本来就是从地图演变而来的，正是西汉绘制的大量地图，才启迪了东汉图经的出现。虽然存世的图经很少，而且大都是经存图佚，但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仍可得知图经中的地图数量较大。如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隋代的《区图志》“卷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保存着一图一说的“图经”古制。［1］（P31）著名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是：“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2］仍保留一图一说的体制。
两宋是图经体例向方志体例转变的时期，因此，图经体例和方志体例在这个时期均有体现，但方志体例逐渐占上风，图经也不再是一图一志的古制，文字愈来愈多，而地图则在减少，不过这一时期仍有一部分图经或方志中地图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存留了图经的一些遗风。比如，北宋的《元丰郡县志》共十卷，而图则有三卷。南宋的《舆地纪胜》据称有一十六卷地图，只是后来亡佚。［3］
但是，随着方志的体例逐渐形成，舆图由主体渐而演变成附庸，图为志设，成为方志中若干部分中的一部分，其地位自然下降，在有些方志中甚至没有舆图的位置，将绘图取消。从北宋到南宋，不少图经在重修或重刻时改称为“志”。元明时期的方志经历的是从元代的衰退到明代的逐渐复兴的过程，取得的成就不大，所修的方志总体质量不高，其中舆图数量进一步减少。
清代是方志修纂的兴盛时期，修志数量是以前各朝代无法比拟的，现存余种，占现存古代方志的70%左右。而方志中的舆图数量也在宋元明锐减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当然，舆图在方志中的数量和所占比重不能与宋代之前的图经同日而语。在查阅的种清代方志中，有26种残，不知是否有地图，另外种方志中有幅图，平均10～11幅。舆图最多的是康熙的《绍兴府志》和《济南府志》，均达89幅之多，其次是康熙的《江宁府志》，也多达73幅。清代的各朝情况也有一定差别，在上述种方志中，各朝方志中的平均舆图量分别如下：顺治7幅，康熙9～10幅，雍正19幅，乾隆10～11幅，嘉庆11～12幅，道光15幅，咸丰17幅，同治14幅，光绪9～10幅。由于查阅的局限性，这些归纳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假象成分。
由上推知，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有“多—少—多”的总体变化趋势，即从宋以前的图经的多，经过元明时期的少，再发展到清代的多。
2.清代方志中舆图的质量
总体而言，方志中舆图的质量是与其所在方志的质量相当。而方志的质量一方面随着方志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异，另一方面也因编纂地或编纂人而异。
地图的质量可以从多方面评价，但主要还是以绘制的科学性、准确性、艺术性和印制的粗细、清晰程度等要素而定。
方志处于图经阶段，尤其是印刷技术普及之前，方志主要以写抄本形式存在，其中的舆图自然多是手绘本，因此基本不存在印制质量问题。这一时期图经中的舆图多数都是山水画形式的疆域图、地形图和示意形式的城池图、衙署图等，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较欠缺，艺术性则因人而异，像《区宇图志》这样的名志，“‘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并用欧阳肃书，即率更令询之长子，攻于草隶，为时所重。’可见，图上的字是请书法家写，想必图也应是画家所绘”。［1］（P31）当然，到隋唐时期，舆图的绘制已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图经中的舆图在这些方面也有相应提高，但其表现形式变化不大。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清代。
舆图的绘制技术在清初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康熙年间开始的用经纬网控制的实测地图的绘制。这一科学制图手段的引进，也改变了方志中舆图的制图质量。但这变化不是随着第一个经纬网实测舆图《康熙皇舆全览图》的诞生而发生的，而是到了道光年间才陆续在方志舆图中比较广泛应用科学制图的方法，而且主要表现在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法上，当然也用西方的绘法绘制天文图，但天文图的外圈仍然要标示中国的星宿概念，这种图在康熙年间的方志中比较多。也有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形式绘的图，有的是摹绘，有的是仿其形式，是否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核查。到光绪年间，计里画方在方志舆图中比比皆是，应用非常广泛。(光绪)《霍山县志》编纂者认为，霍山“以万山丛杂，测望难准，非诸法互用，莫得真相，故吟以三角测量之法亲历各乡，测其里望，绘总图一，每方十里，分图十三，每方二里，以鸟道计算，南北距一百三十里，东西距一百二十五里，面积一万一千五百余方里，图中志号，城作‘回’，巡司署作‘口’，保作‘O’，镇作‘△’，山作‘∧’，水作‘≈’，路作‘……’，界作‘∫’，界河者不作，总至官道计里仍从旧载，因山峻路险，里度稍小，准图比例仅十之六七”。［4］（光绪)《重修五河县志》绘制《五河县全境地图》，开方计里，每方十里。(道光)《巢县志》用开方法绘制舆图，四至八到以里数计之。(嘉庆)《东流县志》、(同治)《黔县三志》亦用开方计里法编绘地图。有的方志绘图甚至使用了经纬度。(宣统)《建德县志》卷首《建德县图记》曰:“按建德分野，上纒斗二十六度，距天度百二十分之一，东南界斗二十五度七分一秒，西北界斗二十六度二分四秒，中距十六分四秒，地度经线距北京中线十九度七分一秒纬度距中线一度三分二秒，略定疆域界址，复推上中下三乡，依度分界，注明四十八保以作三乡分图，庶足以资考察，分之则为三乡，合之则仍一邑，觉眉清而较阅易，非妄为改易也，请修志诸君子採择焉。”［5］由于计里画方和经纬网绘制方法的普遍使用，清中叶以后方志中舆图的科学性、准确性进一步提高。
3.清代方志中舆图种类
方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从简单的地记、图经发展到包罗万象的地方志，那么，其中的舆图也必定是从简单到复杂。
清代方志中的舆图也随着方志的兴盛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舆图的内容和图种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康熙年开始有了用西方的天文观点和绘制方法绘制的天文图，尽管多数天文图的外框还用中国式的星宿标示，但毕竟不再是被王庸先生称为的“方志图”——星野图或分野图。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很多真正实用的舆图种类，比如，各类历史沿革图，其中包括历代沿革图、历代城郭图、历代疆域图、历代河口图等；各种边防图，包括边关图、江防图、海防图；各种水利图，有河渠图、湖泊图、运河图、海洋图及海塘图、营汛图、河工图等;有各种交通运输图，包括漕运图、海运图、水陆道里图；有各种府治图、州治图、县治图、级别的行*区图，包括乡都图、都隅图、村庄图、乡保市镇图、城厢图、城分区图、街道图等等；其他还有校场图、义仓图、谷仓图、考棚图、校场图等等。此外，清代也增加了一些风景名胜。如(雍正)《巢县志》绘图十五幅，就有焦湖十景图(每景一图)，“各图不过墨刻山水，何取于志”。［6］(光绪)《凤阳县志》绘谯楼归市、九华屏障、龙兴晚钟、明陵风雨、蚌埠珠流、壕梁观鱼、钓台春涨、浮桥烟锁八景图。其他一些志书也多附有八景图，而其中许多地方本没有八景，实为修志者牵强拼凑所致，并无多大意义。
4.清代方志中舆图的位置及绘图者
就舆图在古方志中所处的位置而言，一般在“志”之前，或卷首或卷一中，且集中在一起，在舆图多的情况下，也只是将其分成几卷，很少位于中间或分散在相应门类下，这是有深远历史根源的，舆图居于首，在舆图种类只限于疆域、山川、城池等几种基本图种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随着方志内容的增加，舆图种类也增多，舆图与内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舆图集中于方志之首，就有图与内容脱节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舆图作用的发挥。
到清代，舆图分散到相应门类下的方志逐渐增多了，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舆图位于星野、疆域、形势、建置沿革之后，列于山川、城池、公署、关津、古迹、坛庙、江、淮、黄河、运河之前，与志书正文联系比较紧密。再如康熙《绍兴府志》中的舆图被称为附图，分散到相应各卷中，卷一“疆域志”附图9幅，为府及各县境图，卷二“城池志”附图3幅，为今昔城图，卷三“署廨志”附图12幅，为府及各县官署图，卷四至八“山川志”共附图29幅，为山、湖、江、溪等图，卷九“古迹志”附图1幅，仅列兰亭图，卷十七“水利志”附图7幅，为海塘、闸坝图，卷十八“学校志”附图9幅，为各府县学图，卷十九、二十一至二十四“祠祀志”共附图17幅，为各坛庙寺祠塔观陵图，卷二十五“武备志”附图13幅，为海防、卫所、校场等图。这是一部舆图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位置安排合理、绘制质量上乘的方志佳品。
就责任者而言，古代方志中很少记录绘图者，即使在修志姓氏罗列多达17页、舆图绘制多达30幅的道光《安徽通志》中也同样没有绘图者姓名，可见对绘图者的忽视程度。
在笔者查阅的余种方志中，只有25种方志记录有绘图者，不足百分之十。记录的地方主要在修纂方志的姓氏名录最后，如康熙《涿州志》、雍正《山东通志》、乾隆《温江县志》、乾隆《湖南通志》、乾隆《柳州府志》、乾隆《兴宁县志》、乾隆《迁安县志》、嘉庆《庐州府志》、道光《金华县志》；也有在舆图上标注的，如雍正《乐至县志》在图的左下角注“浙江朱士英绘图”，同治《宿迁县志》在图上注“布衣程步云绘”或“文生张云口绘”，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共有8幅各类图，只在书院图上标“郭曾泰绘图”，道光《江阴县志》在其中的一幅图中注“六严绘”，光绪《清河县志》在其中一图中注“河营候补千总邑人邱振西绘”;或在凡例上提及，如康熙《济南府志》在凡例中记：今礼聘顾陆佳士为城地图者六十三，为山水图者二十六”，康熙《保定府祁州束鹿县志》在“志图小引”落款为“绘图者邑后学耿迁”。绘图者有监生、典史、贡生、附学生、巡检、补用守备等等，多是无职位或职位低下的，也多是名不见经传之人。由此可见，在清代修志过程中，尽管很多人口口声声说舆图如何重要，但从舆图绘制结果和绘制承担人以及绘图者的地位都可以看出在修志中对舆图的忽略。
5.清代方志中舆图的地理分布状况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均衡，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存在着*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必定要反映到修纂的地方志上，当然，这些差异也会在其中的舆图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对方志中舆图的研究还可以从地域这个横断面着手，弄清其地理分布状况。
根据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清代方志种以上的省有6个，它们是四川、浙江、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种的省有江西、广东、山西、陕西、湖南、安徽、湖北、福建，其余的省或自治区的现存方志均在种以下。尽管现存量的多寡并不一定代表实际修纂量多少，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志的地理分布大势。结合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分析，我们有理由说，东部及开发较早的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较之其他地区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的修志也比较兴盛，而方志中的舆图也显示出东西差异和发达与欠发达区的差异。
事实上，在舆图数量上，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省的方志中舆图量较大，平均每种方志中有10幅以上舆图。上海的历史较晚，但发展迅速，加之清代方志中舆图的绘制也处于兴盛期，结果，上海方志中舆图的平均量是最大的，达13幅。尽管四川、河北、河南等省修志量很大，但其中舆图的平均量并不高，一般在7幅以下，尤其是县志中的舆图比较少。
从舆图种类，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东部省市的舆图种类相对丰富一些，除了疆域图、城郭图、治所图、学宫图、风景名胜图、坛庙图、分野图等方志中的基本舆图外，由于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需要，这些省市的地方志中还有各种水利图、天文图、武备图、历史图、交通图及县级以下的乡都村落图等等。水利图种类繁多，图量也较大，多水域的东南方出现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也因此有很多专门的水利图书面世，道光《重浚江南水利全书》即是一例，全书共11幅图，一图一说，实为水利专志。武备图中出现的有兵防图、江防图、海防图、卫所图、校场图等等，如在康熙、雍正两次修纂的《浙江通志》中各府都有海防图，乾隆《江南通志》也如此。历史图出现的有建置历史图、城市历史图、河口历史图等，如康熙《江宁府志》中有各朝代图及历代互见图共14幅，城市图也有类似的细化意图，因此出现了坊隅图、坊市图、街道图、城厢图、县城分图，甚至细化到街市桥梁图、楼馆图。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专门舆图，如水陆道里图、义仓图、田圩图、场图、试院图、考棚图等等。
当然，以上所列图种在其他地区并非没有，只是种类和数量都相对较少。比如在开发比较早或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北部或西部地区，也有比较多的舆图种类出现在方志中，比如在河南的道光《宋次道雒阳志图》、山西的光绪《繁峙县志》和《绛县志》中都有一些历史沿革图。在官署方面河北、天津的方志中则有判官廨图、吏目廨图、道衙门图、总镇衙门图、清*厅衙门图、户部衙门图、守备衙门图、监院衙门图等。河北、山西等省在水利方面，也有少量江河图、河渠图、河堤图、泉源图等，在*区图方面也有乡都图、村庄图，还有一种社图。武备图在这两个省的方志中也时有出现，如康熙《霸州志》的兵备道图，乾隆《迁安县志》的三屯营图、喜峰口图，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繁峙县志》、《代州志》的边关图等等，总之，由于各地地理及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方志中的舆图也呈现出一定地域特色。
二、清代方志中舆图的功用与价值
1.舆图在方志中的功用
清代修志者对舆图功用有相当认识，相关的论述也不少，如雍正《完县志》在“图考”中写道:“志乃书也，何以列图于首?古左图右书，图乃书之祖也……是知图者形也，书者文也。形立而后文附之，此图书先后之次第也。”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开篇即言:“自古考地者贵有图，盖地之四至八到言之可明，而其袤正曲直广狭长短之形，非图不能明也。”乾隆《西和县志》在卷一的“舆图”部分就有说明:“按志而观图则了如指掌，按图以考志则较若列眉，是图亦不可阙也。”顺治《赣石城县志》在“图说”中写道:“阅志未阅其图而先阅其山川城郭书，此与入大海未晓西东者何异。须知物物事事有语言文字所不能晓畅者，按图则了然心目间。如二十八宿真形图，心房两星各做口口，寄精奇之理以觉人，而高者悟之，卧龙抚夷地，天日月君长城府首为图也。”有的修纂者还认为“书以纪事，图以观象，两者不可偏废”。［7］
清代方志中的这些论述说明了舆图在方志中的重要性及其功用。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舆图有利于读志用志，具有文字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乾隆)《太平府志》卷一《图考》云：“古人读书经世必左图右史，是史非图莫核也。况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尤辨方正位之枢要乎!太平星躔斗度，地控吴楚上游，延袤所及，泽绕山环，其大概也。中间都邑之联属，形势之险易，山川脉络之会归，非一披图，何能瞭焉心目乎?采风者省方观民，辨宜任地，于绘事是赖焉。倘日汎览流观，供卧游选胜具也，非为圣天子守土者所敢出矣。”［8］舆图与文字紧密结合，互为补充，使所叙之事一目了然；用舆图反映文字不易表达清楚或无法表达的内容，以加强地方志内容的表达；图文并茂，有利于加深读者对文字内容的印象，使方志成为喜闻乐见的文献。
其次，在一些舆图绘制比较精良、科学的方志中，舆图确实起到了明疆域、晓山川、知城池、通学*等等修志者所期望的作用，甚至还能达到“资考镜”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乾隆《福建通志》：“如沿海岛澳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入，足资考镜。”［9］而光绪年间郭篙焘所纂的《湘阴县图志》则分舆图、表、志、传四体。舆图列于首，并多达5卷，共计78幅图，这是县志中舆图最多的一种方志。舆图的种类也比较多，分为经纬图、总图、城图、沿革图、水道图、二十九局分图。为求舆图之精审，还特聘了当时舆地学家邹世诒绘制。每图之后，各有详细考证注释，以符合图经志纬的模式。该志修纂者认为：言地理者“必资于图，州县地志之名图经，山水方域，于是焉详，故亦或曰图记，或曰图志。图以为经，志以为纬，隋唐相沿，志地之书皆然也。元明以后，踵事增华，专详人物事迹，而舆图反在所略”，由于图易亡，因此，“后之志地者，无敢以图名，亦势然也。此志于方域广轮之数，椭圆袤长犬牙相入之形，并于图详之，题曰《图志》，非独以上溯隋唐地志之原，亦纪实也”。可见，绘图之目的是为纪实，绘图之要求是地图之精审，绘图的结果确实使舆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道光)《徽州府志·图》云：“周礼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郑氏注云土地之图，若今司空郡国舆地图，盖汉萧何收秦图籍，以知天下阨塞广运，至后汉乃有司空郡国舆地图，故郑氏云然，然则郡县之有图，由来久矣。广轮云者，马季长谓东西为广，南北为轮。图以志道里、别方隅可也，而夸饰山川、勾□名胜，于古无稽，然旧志相沿，匪伊朝夕，而徽郡山水甲于东南，故于城垣、官廨、学宫、书院、山阜、水源之外，仍绘黄山、白嶽诸胜境，以当卧游云尔。”［10］通过舆图的绘制，既能体现*治一统之形象，也能直观深刻地表现地理空间的*事价值和作用，更能使地方官熟知其管辖区域的历史地理形势与民情风俗，以便按图施*，按地施治。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一些方志中的舆图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1)舆图绘制欠精审，只追求美观、浮华，谈不上科学性和准确性，最多只能起到示意作用。方志中几种常见的舆图中学校图、官署图等在清代方志中大都用用形象的绘画手法绘制，有些图只追求美观，并不考虑建筑实际布局和房屋形制，因此参考价值不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些修纂者牵强附会，绘制一些风景名胜图。《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这种现象:“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最为恶习。”
(2)舆图绘制粗劣，起不到应有的功用。舆图绘制比抄写书要难得多，因此，或因绘图能力所不及，或因印制技术所欠缺，也可能因修纂者敷衍塞责，只追求形式上尊古制或合体例，并不问纪实否、精审否，种种原因造成了舆图质量极差，根本不可能起到舆图应有的作用。
2.清代方志中舆图的资料价值
地方志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般的地方资料信息宝库，一方之全史，因此，尽管有一些清代方志中的舆图所起作用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总体的方志舆图还是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县级以下的某些行*单位，尤其是地方特色较浓、文献记载较少或后来消失的行*单位，有可能在古代方志的舆图上有较清楚的记录，如不同时期的“都”，还有“图”、“社”等，而一些建置沿革图比较清楚地反应了一地的历史变迁情况，有些变迁可能没有文字记录，或很难记录清楚，但一幅简单的地图却可能清楚地记录着一切。绘制详细的城市图可能也是研究城市建置、布局、建筑等等方面的重要信息源。清代方志中的很多专业地图，如各种水利图、历史图等都蕴涵着非常丰富的信息，可以从各方面挖掘利用。
总之，清代方志中舆图数量多，种类丰富，绘制技术比较高，其科学性、准确性进一步提高，在方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清代方志中舆图思想与设置对今天的修志也不无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庸.中国地图史纲［M］.北京:三联书店，.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M］.清抄本.
［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古籍出版社，.
［4］霍山县志·凡例［M］.台北成文本.
［5］建德县志［M］.卷首，《建德县图记》，台北成文本.
［6］巢县志［M］.“凡例”.台北成文本.
［7］王泽长.偃师县志［M］.卷一“图考”，清康熙年间刻本.
［8］太平府志［M］.卷一《图考》.
［9］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
［10］徽州府志［M］.卷首《图序》，台北成文本.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年第1期
原标题：简析清代方志中的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