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就是公元年(魏黄初7年,蜀建兴4年,吴黄武5年),诸葛丞相准备从汉中出兵去进攻北方。为了加强后方,他把前将军中都护李严调到江州,让护军陈到(姓陈名到)镇守永安,属李严统领。这么调整了一下防卫东边的将领,叫李严兼顾后方,然后再派人去探听洛阳的消息。那年五月,魏文帝曹丕住在洛阳宫里,害了重病,立甄夫人的儿子曹容为太子。魏文帝早已把甄夫人杀了,怎么这会儿又立她儿子为太子呐?原来魏文帝杀了甄夫人,就立郭夫人为皇后,把曹睿交给她抚养。曹睿也知道他母亲实际上是死在郭皇后手里的,他可特别小心,把郭皇后当做亲娘。他在十五岁那年,跟着魏文帝打猎。魏文帝瞧见两只鹿,一大一小,他一箭射去,射倒了那只大鹿,就叫曹睿射那只小鹿。曹睿流着眼泪央告说:“皇上已经杀了它母亲,孩儿我怎么忍心再杀她儿子呐?”这句话戳痛了魏文帝的心,不由得鼻子一酸,扔了弓箭。他想起了自己十八岁那年在袁家轻轻地撩开甄氏的头巾,那会儿见到的这么一个招人疼的姑娘,今天留下了这么一只“小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宫里,老想着母鹿和小鹿。没多久就封曹睿为平原王。
从那时候起,他有意要把皇位传给他。魏文帝病重,立平原王曹睿为太子。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体,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四个人受了遗诏,做了托孤大臣。魏文帝死的时候,才四十岁。太子即位,就是魏明帝。魏明帝拜锺为太傅,曹体为大司马,曹真为大将军,华款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露为骤骑大将军。魏文帝病死的消息传到东吴,吴王孙权乘着魏有丧事,就在八月里亲自发兵去攻打江夏。江夏太守文聘坚决守城,相持了好多天。东吴的优势兵力在于战船,士兵也大多是水兵。他们原来打算在人家没作准备的时候,突然打过去,可以占到些便宜,所以敢于离开战船,上岸去攻城。没料到文聘坚持了这些天,各县都有兵马调来,吴兵只好退回去了。江夏一头的进攻没成功,吴王还不背罢休,他又派左将军诸葛瑾带领部将张霸进攻襄阳和寻阳。魏派司马懿和曹体带领几万人马赶去抵抗吴兵。司马懿打败了张霸,还把他杀了。曹休在寻阳也打了胜仗,杀了东吴另一个将军。诸葛瑾也象吴王自已一样,只好退兵回去。两次发兵都打了败仗,“偷鸡不着蚀把米”不必说了,国内还起了扰乱。丹阳、吴郡、会稽三个那里的山民(就是山越部族)趁着东吴对外有战事,起来攻打县城。
官兵少了,他们消灭官兵;官兵多了,他们就退到山上。官兵一走,他们马上下来。吴王想个办法,把这三个郡里的险要地区划出来,临时设置一个郡,叫东安郡(都治富阳),任命绥南将军全琮为太守。全琮治理山民真有两下子。他首先整顿各县的官吏,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分明,级和了一些民愤。最重要的是不准官吏和豪强欺压山民。几年下来,山民反抗官府的行动比较少了。东安郡大体上安定下来。吴王召回全琮,又取消了东安郡。全琮的统治人民的办法对东吴有利。还有陆逊也上书劝吴王拿恩德去统治老百姓,请他减轻刑罚,减轻税负,减少官差。吴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只好采用这种办法,山民的反抗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就在这一年,东吴镇守西南方的太守士燮死了。那边的郡县离东吴的都城很远,士燮是苍梧人,当地的豪强都向着他,势力很大,差不多已经做了土皇帝。他接受了东吴的封赏,还打发自已的儿子士徽去伺候孙权,也就是作为抵押的意思。士燮一死,吴王让他的儿子士徽做了安远将军,兼任南方一个郡的太守,另外派大臣去接替士燮的职位。士徽不让别人去占领他家的地盘,发动本族的人马抗拒东吴派去的官员。他哪儿知道东吴的都城虽然离南方边缘地区仍旧很远,但是情况变了。那时候,东吴海上的交通相当方便,能够出洋的大海船就不少,北边通到辽东,南边直通大洋。吴王利用战船、水兵,派兵遣将,很快地由海道到了海东、海南,打了胜仗,灭了士徽家,平定了南方。吴王把海南几个郡划为一个大行*区,叫广州。这一大片地区平定下来,南边就有不少国家和部族派使者来跟东吴来往,彼此赠送礼物。魏有大丧,新君刚即位;东吴乘着机会进攻江夏和襄阳遭到了失败,还得发兵去镇压江南三个郡的山民,最后平定了广州。这些大事,诸葛亮都探听明白。也许他象古人所说的那样,尊重春秋的道义,不趁着人家有丧事去进攻,也许他还得训练兵马,准备粮草,反正他没在这一年出兵。过了年,就是公元年(蜀建兴5年),诸葛亮嘱咐中部督向宠,典宿卫兵尚书陈震,侍中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保卫宫中,请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现留在丞相府,统管朝中大事。
大军出发之前,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了一个奏章,上面写着说:“先帝创立基业还没完成一半,就中途晏驾,现在天下三分,(我们)益州(就是蜀汉)又疲劳又软弱,这真是危急存亡的关头!但是侍卫的臣下在里面不懈怠,忠心的将士在外边都愿意合死忘生,(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想念着先帝的特殊的恩情,要想来报答陛下。希望陛下广开视听,多多采取众人的意见,来光大先帝的美德,发扬志士的正气,不应当妄自菲薄(就是自暴自弃的意思),只说些浅薄的事情,失去大义,以致阻塞了忠诚规劝的道路。“宫里和(丞相)府里是一体的,赏善罚恶,不该两样。如果有做坏事犯法的,或者有尽忠为善的,应当交给主管的官员依法惩办,论功行赏,显示陛下处理(赏罚)公平、明察,不应当有所偏私,不应当让宫里和府里有两种不同的法令。“侍中郭之、费祎和侍郎董允等,这些人都是善良诚实,立志忠正,存心真诚,所以先帝把他们提拔出来留给陛下。寓意(从前长辈对晚辈的谦称)以为皇宫里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问问他们,然后施行,这样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这是大有好处的。将军向宠,性情和行为善良公平,又熟悉军事,当初先帝试用他的时侯,就称赞他有能耐,因此大家公推他总督御林军马。愚意以为军营里的事情,都要先问问他,这样一定能够使得行伍中问和和睦睦,好的差的都能安排恰当。“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起来的因由;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落下去的原园。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臣谈到这些事情,没有一次不叹息痛桓帝和灵帝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坚贞不屈、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汉室兴隆的日子就会很快地来到“臣本来是个平民,在南阳亲自耕种,生逢乱世,但求保全性命,并不想在诸侯当中要显露自己。先帝不看我卑贱,反而亲自枉居下顾,三次到草庐之中来看我,向我询问当时天下大事,我因此非常感激,就答应先帝愿意奔走效劳。后来突然遭到颠覆(指当阳长扳坡),在兵败的时候,在十分危急的关头,接受了命令(指奉命去东吴求救)。到现在已经二十一个年头了“先帝知道臣小心婆慎,所以临终的时候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受命以来,早早晚晚都担着心亭,叹息着,恐怕辜负了先帝的托付,损害了先帝的(知人的)英明。所以五月里就渡过泸永,深深地向不长草木的旷野地区进军。现在南方已经平定了,兵强马壮,足够使用,应当奖励三军,往北去平定中原,臣愿意竭尽一切力量,清除奸,消灭元凶,重新恢复汉室,回到旧时的都城,这是臣所以报答先帝,忠于陛下的本分。至于斟酌情理,掌握分寸,(对陛下)多进忠官,这是郭攸之、费祎、蓝允他们的责任。唯愿陛下把讨伐奸航、复兴汉室的大事交给臣负贵,如果不见效,就治臣的,上告先帝的神灵;(要是缺乏立修身的忠言,)那就资备部放之、费、董允等的疏忽,指出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当为自己着想,(多多)询问治国的大道理,听取正直的言语,深刻地体念先帝的遗诏,那臣就受恩感激不尽了。如今臣就要运远高开陛下,就在写这份表拿的时候,不由得流着眼泪,真不知道自已说的是什么了。”
诸葛亮上了出师表,率领大军往北出发,到了钙北阳平关也叫白马坡,在陕西省沔县四北),驻扎下来。他就电兵汉中(属南郑;阳平关也在汉中),作为进攻祁山(在甘肃省西和县西北)的前哨根据地。警报到了洛阳,说诸葛亮派赵云、邓芝为前部先锋,向边界进犯。魏明帝准备亲自率领大军从斜谷进攻汉中,或者专打南郑。散骑常侍太原人孙资拦住他,说:“南郑,斜谷,地势险要,路上阻碍重重。如果发大军去征讨,就会骚动天下,还不一定打得进去。还不如派大将守住关口,就可以挡住敌人。魏明帝就派大将军曹真带领五万名骑兵和步兵,镇守关右,专门抵挡蜀兵那一头。再派骠骑大将军司马懿镇守荆州和豫州电兵宛城,专门抵挡东吴这一头。果然,诸葛亮那一头还没发生大战,新城这边反倒先出了事啦。新城太守孟达,跟诸葛亮有了来往,这跟电兵宛城的司马懿有什么相干呐?